上章（71 / 116）
“不错，杨乃武也没有告诉你，那么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说要毒老鼠问你买砒霜，你看他新科举人，不像会做坏事的，是不是会卖给他？”
钱坦想了一下答说：“像他这样的人，如果一定要买砒霜毒老鼠，我会卖给他的。”
“那不就对了！”陈竹山又作了一个譬喻，“好比你开铁器店，有人来买一把刀，说是屠宰用的，要格外锋利，你自然卖了给他。结果他拿那把刀去杀人，难道你也有责任？”
这个譬喻为钱坦所接受了，可是，他又有疑问：“杨举人怎么说我叫钱宝生？我明明叫钱坦。”
“那是杨乃武弄错了。你姓钱是不是？”
“是啊。”
“开的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？”
“这，我没有说我的店不叫爱仁堂。”
“那就是了！姓钱，爱仁堂没有错。至于为啥叫钱宝生，那要去问杨乃武。你要知道，那时候他刚刚上过夹棍，一个人到了那种时候，脑筋是不大清楚的。”
“大哥，”钱恺也劝他，“陈先生说得很明白了，你承认下来，不要紧的！”
“哪个说不要紧？做官的人的话是靠不住的，此刻说得蛮好，到时候眼睛一瞪，胡子一吹，拍桌子说一声：‘替我押起来！’你就有冤没处诉了！”
“这倒也是实话。陈先生！”钱恺问道，“你说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事？”
陈竹山将个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，“不会，不会。”他说，“你要不相信，我可以去弄张东西给你！”
说着，跟沈彩泉去商量，沈彩泉又向县官去请示。刘锡彤只要砒霜有着落，便可结案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这样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于是沈彩泉跟陈竹山又研究了一番，决定双方交换一项文件，钱坦出一个杨乃武于十月初三以毒鼠为名，向爱仁堂购买砒霜四十文，所供属实的“甘结”；而县官发一张本案与爱仁堂店主钱某毫无牵涉的“谕单”。
“有了这张谕单，你就不必再进任何衙门去过堂了。”陈竹山说，“盖着余杭县的大印，你还不放心？”
整整费了一天工夫，事情才得定局。钱坦兄弟谢了陈竹山，自回仓前；刘锡彤骗得了一纸“甘结”，脱然无累，亦非常高兴。饮水思源，全赖陈竹山斡旋之功，因此特地设宴犒劳，席间口口声声的“竹山兄”，显得亲热非凡。
当然，最得意的是陈竹山，第一，进一步获得了县官的信任，以后包揽是非，不管是打官司，减漕粮，都更“吃得开”了！第二，钱坦兄弟除了口头道谢以外，少不得还有一份谢礼。而最重要的是，第三，有了钱坦的这一纸甘结，铸成如山的铁案，神仙都救不得杨乃武，从此拔去了一根眼中钉，自己可以出头了！
正在开怀畅饮之际，沈彩泉递进来一角公文，拆开一看，是杭州府为这一案有所诘驳，说余杭县所送的人犯供词中，有“口鼻流血”的字样；而尸格中含混不清，又说“流血水”，又说“有痰涎”，情事不符。
这是个漏洞，似乎很难补救。但陈竹山认为轻而易举，只要重新改填一张尸格，托人到杭州府打个招呼，抽换一下就行了。
刘锡彤言听计从，将尸格上被驳的几处，一律涂改为“七窍流血”，这样，就更像中毒而死了。
收到余杭县所附钱宝生所具甘结，以及声明尸格抄缮有误的公文后，杭州府知府陈鲁认为可以定谳了。
谋杀亲夫，当然是凌迟处死。杨乃武为指使葛毕氏杀夫的正凶，依律应该“斩立决”——同样处斩的罪名，亦有区别，除了“斩立决”以外，还有一种“斩监候”，是暂时监禁在狱中，等候秋后处斩。得到霜降过后，刑部秋审处照例将各省所报“斩监候”的人犯，造具黄册，依照案情，建议何者应该处决，何者可以暂缓，奏请皇帝亲裁，其名谓之“勾决”。未勾到的，便可以缓死一年；或者遇到国家有大庆典，暂停行刑，亦可多活些日子。总之，是“斩监候”，就还有一线生路；而“斩立决”则是一等刑部核准处斩的公文到达，立即处决。除非及时及特赦的恩旨颁到，方能“刀下留人”，否则就算死定了。不过，这种恩旨是千古难遇之事。
此外，就只有一个钱宝生——这也是陈竹山的主意，公文上仍旧称杨乃武所供的姓名；甘结上在“钱坦”之下，另注“宝生”二字——也有处分，是最轻的“杖责”。当然，这个处分到了余杭县是可以马马虎虎不执行的。
听到判决，杨乃武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。本为无中生有之事，而居然有钱宝生所具的甘结，证实他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向什么人以何原因买到了砒霜，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，岂不是自己将自己的一张嘴堵得死死的！
因此，杨乃武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上级审转之时，能够传提爱仁堂的钱老板列案对质，在公堂上设法找一两个漏洞，使得问官大起疑心，切实追究，才有翻案的可能。当然，最好是有人能事先提一句：“爱仁堂的老板，根本不叫钱宝生。”无奈死囚在狱中的监管极严，连与亲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，又何能将心中的盘算，付诸实行？看起来，只有皇天保佑，遇着一位精明的清官，才有一线生路。
十一月初，一干人犯由杭州府移解按察使衙门——这个衙门在靠近西湖的钱塘门，是有名的古迹。原为岳飞的故宅，其中有口井名为“银瓶井”，相传岳武穆风波亭遇难以后，他的小女儿身挟银瓶，投井殉父，就是这口正在按察使监狱附近的古井。
岳武穆死于秦桧以片纸付狱卒的非法谋杀，毙命的地点，就在按察使衙门右面的土地庙，此处在南宋是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。因此，浙江的按察使到任以后，每每以岳武穆的冤狱，引为警惕，持法务求其平。但是，杨乃武所遇到的这位按察使，却是个不甚重视民命的庸才。
此人姓蒯，名叫贺孙，号士芗，跟当今权势赫赫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一样，原籍江苏吴江，占籍顺天府大兴县，从小生长在天子脚下，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，也沾染了极深的旗人习气。问案的时候，公案上摆着上好的龙井茶，精致的水烟袋。一面问案，一面喝茶抽烟，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，闻两个鼻烟。审过一堂，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供词并无翻异，随即转解巡抚亲审。
浙江巡抚名叫杨昌濬，字石泉，湖南湘乡人，倒是十二年才出一回，很难得的拔贡出身。不过起家却是军功，是现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、恪靖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。左宗棠在浙江起家，领兵西征，与李鸿章的坐镇北洋，同为朝廷两大柱石。李鸿章的饷源在江苏与上海，占尽膏腴之地，左宗棠则视浙江为禁脔。杨昌濬的主要任务，就是替左宗棠筹饷。朝廷亦默许浙江为左宗棠的地盘，浙江巡抚应该是左宗棠的私人。因此，杨昌濬的地位极其稳固，只要将左宗棠敷衍好了，便不愁会有的调动。 ↑返回顶部↑
钱坦想了一下答说：“像他这样的人，如果一定要买砒霜毒老鼠，我会卖给他的。”
“那不就对了！”陈竹山又作了一个譬喻，“好比你开铁器店，有人来买一把刀，说是屠宰用的，要格外锋利，你自然卖了给他。结果他拿那把刀去杀人，难道你也有责任？”
这个譬喻为钱坦所接受了，可是，他又有疑问：“杨举人怎么说我叫钱宝生？我明明叫钱坦。”
“那是杨乃武弄错了。你姓钱是不是？”
“是啊。”
“开的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？”
“这，我没有说我的店不叫爱仁堂。”
“那就是了！姓钱，爱仁堂没有错。至于为啥叫钱宝生，那要去问杨乃武。你要知道，那时候他刚刚上过夹棍，一个人到了那种时候，脑筋是不大清楚的。”
“大哥，”钱恺也劝他，“陈先生说得很明白了，你承认下来，不要紧的！”
“哪个说不要紧？做官的人的话是靠不住的，此刻说得蛮好，到时候眼睛一瞪，胡子一吹，拍桌子说一声：‘替我押起来！’你就有冤没处诉了！”
“这倒也是实话。陈先生！”钱恺问道，“你说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事？”
陈竹山将个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，“不会，不会。”他说，“你要不相信，我可以去弄张东西给你！”
说着，跟沈彩泉去商量，沈彩泉又向县官去请示。刘锡彤只要砒霜有着落，便可结案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这样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于是沈彩泉跟陈竹山又研究了一番，决定双方交换一项文件，钱坦出一个杨乃武于十月初三以毒鼠为名，向爱仁堂购买砒霜四十文，所供属实的“甘结”；而县官发一张本案与爱仁堂店主钱某毫无牵涉的“谕单”。
“有了这张谕单，你就不必再进任何衙门去过堂了。”陈竹山说，“盖着余杭县的大印，你还不放心？”
整整费了一天工夫，事情才得定局。钱坦兄弟谢了陈竹山，自回仓前；刘锡彤骗得了一纸“甘结”，脱然无累，亦非常高兴。饮水思源，全赖陈竹山斡旋之功，因此特地设宴犒劳，席间口口声声的“竹山兄”，显得亲热非凡。
当然，最得意的是陈竹山，第一，进一步获得了县官的信任，以后包揽是非，不管是打官司，减漕粮，都更“吃得开”了！第二，钱坦兄弟除了口头道谢以外，少不得还有一份谢礼。而最重要的是，第三，有了钱坦的这一纸甘结，铸成如山的铁案，神仙都救不得杨乃武，从此拔去了一根眼中钉，自己可以出头了！
正在开怀畅饮之际，沈彩泉递进来一角公文，拆开一看，是杭州府为这一案有所诘驳，说余杭县所送的人犯供词中，有“口鼻流血”的字样；而尸格中含混不清，又说“流血水”，又说“有痰涎”，情事不符。
这是个漏洞，似乎很难补救。但陈竹山认为轻而易举，只要重新改填一张尸格，托人到杭州府打个招呼，抽换一下就行了。
刘锡彤言听计从，将尸格上被驳的几处，一律涂改为“七窍流血”，这样，就更像中毒而死了。
收到余杭县所附钱宝生所具甘结，以及声明尸格抄缮有误的公文后，杭州府知府陈鲁认为可以定谳了。
谋杀亲夫，当然是凌迟处死。杨乃武为指使葛毕氏杀夫的正凶，依律应该“斩立决”——同样处斩的罪名，亦有区别，除了“斩立决”以外，还有一种“斩监候”，是暂时监禁在狱中，等候秋后处斩。得到霜降过后，刑部秋审处照例将各省所报“斩监候”的人犯，造具黄册，依照案情，建议何者应该处决，何者可以暂缓，奏请皇帝亲裁，其名谓之“勾决”。未勾到的，便可以缓死一年；或者遇到国家有大庆典，暂停行刑，亦可多活些日子。总之，是“斩监候”，就还有一线生路；而“斩立决”则是一等刑部核准处斩的公文到达，立即处决。除非及时及特赦的恩旨颁到，方能“刀下留人”，否则就算死定了。不过，这种恩旨是千古难遇之事。
此外，就只有一个钱宝生——这也是陈竹山的主意，公文上仍旧称杨乃武所供的姓名；甘结上在“钱坦”之下，另注“宝生”二字——也有处分，是最轻的“杖责”。当然，这个处分到了余杭县是可以马马虎虎不执行的。
听到判决，杨乃武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。本为无中生有之事，而居然有钱宝生所具的甘结，证实他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向什么人以何原因买到了砒霜，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，岂不是自己将自己的一张嘴堵得死死的！
因此，杨乃武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上级审转之时，能够传提爱仁堂的钱老板列案对质，在公堂上设法找一两个漏洞，使得问官大起疑心，切实追究，才有翻案的可能。当然，最好是有人能事先提一句：“爱仁堂的老板，根本不叫钱宝生。”无奈死囚在狱中的监管极严，连与亲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，又何能将心中的盘算，付诸实行？看起来，只有皇天保佑，遇着一位精明的清官，才有一线生路。
十一月初，一干人犯由杭州府移解按察使衙门——这个衙门在靠近西湖的钱塘门，是有名的古迹。原为岳飞的故宅，其中有口井名为“银瓶井”，相传岳武穆风波亭遇难以后，他的小女儿身挟银瓶，投井殉父，就是这口正在按察使监狱附近的古井。
岳武穆死于秦桧以片纸付狱卒的非法谋杀，毙命的地点，就在按察使衙门右面的土地庙，此处在南宋是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。因此，浙江的按察使到任以后，每每以岳武穆的冤狱，引为警惕，持法务求其平。但是，杨乃武所遇到的这位按察使，却是个不甚重视民命的庸才。
此人姓蒯，名叫贺孙，号士芗，跟当今权势赫赫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一样，原籍江苏吴江，占籍顺天府大兴县，从小生长在天子脚下，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，也沾染了极深的旗人习气。问案的时候，公案上摆着上好的龙井茶，精致的水烟袋。一面问案，一面喝茶抽烟，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，闻两个鼻烟。审过一堂，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供词并无翻异，随即转解巡抚亲审。
浙江巡抚名叫杨昌濬，字石泉，湖南湘乡人，倒是十二年才出一回，很难得的拔贡出身。不过起家却是军功，是现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、恪靖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。左宗棠在浙江起家，领兵西征，与李鸿章的坐镇北洋，同为朝廷两大柱石。李鸿章的饷源在江苏与上海，占尽膏腴之地，左宗棠则视浙江为禁脔。杨昌濬的主要任务，就是替左宗棠筹饷。朝廷亦默许浙江为左宗棠的地盘，浙江巡抚应该是左宗棠的私人。因此，杨昌濬的地位极其稳固，只要将左宗棠敷衍好了，便不愁会有的调动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