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厨 第1126节（2 / 4）
只有西面与子城隔文溪相望，未修城墙，有“致喜桥”跨濠与子城东门迎春门相连。
熙宁四年，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，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，“百年生聚，异域珍玩，扫地无遗矣”。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，广州城的格局规模，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而广州背山望海，城北越秀山，城南珠江水，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，再往西，则土地低湿，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。
司马光的评价是“地皆蚬壳，不可筑城”。
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，能修的，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。
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——造砖，修砖城。
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，经验丰富，决意顶住议论，修筑西城。
也是天时地利人和。
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，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，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，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，一日三惊，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，都空前支持。
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蕃坊
欲修城必先拆迁。正好侬智高之乱，让城西靠近子城的建筑尽数化为灰烬，反而让大量的拆迁障碍一扫而空。
当时广州知州的职务已经成为烫手山芋，一方面，朝廷施压让地方官筑城，另一方面，知州们担心工程失败会被问责。
比如余靖，因为岭南出身，深知广州修城困难，就宁愿不升官也要辞免广州职务。
但是程师孟本身魄力十足，决心迎难而上，坚持要在土质疏恶的广州西面，筑起一座新城来。
赵顼不但同意，还特意派遣使臣，给程师孟带去棱堡的图纸。
不过赵顼是想多了，造砖得用粘土，须得取自农田或是深挖埋藏于地下的膏泥，城砖在广州可精贵得很，不可能用本地的蛤壳土和酸红土烧造得成。
知州一个接一个地到来，都以无土烧砖而放弃修城。
当初吕居简见到街衢有砌石段，便马上借去修城脚。
直到好几任知州之后，官府烧出城砖，才归还了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城脚石料。
熙宁五年八月，西城历时十个月的艰难建造，终于完工，整个广州城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，高二丈四尺，九门，将广州最繁华、人烟最稠密的蕃坊纳入城中。
广州到此奠定三城并立的格局，宋代广州城，总面积扩张到唐城的四倍以上。
有了安全的城防，广州才成了吸引商贾们前来贸易的地方，城南的西澳成了有城墙和码头保护的内港，商船往来，百货充盈，为“五都之市”。
附近还有大市街、象牙街、玛瑙巷等街巷，程师孟得意地留下一首诗：“千门日照珍珠市，万姓烟生碧玉城。山海是为中国藏，梯航尤见外夷情。”
但那是程师孟给自己脸上贴金，相比唐代广州蕃坊胡人商贾往来不断，人数长期十万以上，象牙、翡翠、珠玑、蕃药不计其数，积载如山的盛况，还差得远。
原因就在于大宋的经济制度——“专榷”。
虽然广州从入宋之初就成立了市舶司，但是最初的贸易方式非常原始，市舶司和蕃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，其中的大宗商品，由市舶司尽数购入上缴朝廷。
广州市舶司用这种方式，经过多年努力之后，渐渐在常年里，能够给汴京输送价值七十万贯左右的货品。
最牛的一次是购得价值百万贯的乳香，那一年广州市舶司贸易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贯。
在岁入盈余只有六七百万贯的宋朝前朝，这就算是了不得的收益了。
然而这些东西对于地方发展来说毫无用处，因为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。 ↑返回顶部↑
熙宁四年，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，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，“百年生聚，异域珍玩，扫地无遗矣”。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，广州城的格局规模，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而广州背山望海，城北越秀山，城南珠江水，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，再往西，则土地低湿，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。
司马光的评价是“地皆蚬壳，不可筑城”。
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，能修的，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。
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——造砖，修砖城。
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，经验丰富，决意顶住议论，修筑西城。
也是天时地利人和。
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，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，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，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，一日三惊，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，都空前支持。
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蕃坊
欲修城必先拆迁。正好侬智高之乱，让城西靠近子城的建筑尽数化为灰烬，反而让大量的拆迁障碍一扫而空。
当时广州知州的职务已经成为烫手山芋，一方面，朝廷施压让地方官筑城，另一方面，知州们担心工程失败会被问责。
比如余靖，因为岭南出身，深知广州修城困难，就宁愿不升官也要辞免广州职务。
但是程师孟本身魄力十足，决心迎难而上，坚持要在土质疏恶的广州西面，筑起一座新城来。
赵顼不但同意，还特意派遣使臣，给程师孟带去棱堡的图纸。
不过赵顼是想多了，造砖得用粘土，须得取自农田或是深挖埋藏于地下的膏泥，城砖在广州可精贵得很，不可能用本地的蛤壳土和酸红土烧造得成。
知州一个接一个地到来，都以无土烧砖而放弃修城。
当初吕居简见到街衢有砌石段，便马上借去修城脚。
直到好几任知州之后，官府烧出城砖，才归还了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城脚石料。
熙宁五年八月，西城历时十个月的艰难建造，终于完工，整个广州城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，高二丈四尺，九门，将广州最繁华、人烟最稠密的蕃坊纳入城中。
广州到此奠定三城并立的格局，宋代广州城，总面积扩张到唐城的四倍以上。
有了安全的城防，广州才成了吸引商贾们前来贸易的地方，城南的西澳成了有城墙和码头保护的内港，商船往来，百货充盈，为“五都之市”。
附近还有大市街、象牙街、玛瑙巷等街巷，程师孟得意地留下一首诗：“千门日照珍珠市，万姓烟生碧玉城。山海是为中国藏，梯航尤见外夷情。”
但那是程师孟给自己脸上贴金，相比唐代广州蕃坊胡人商贾往来不断，人数长期十万以上，象牙、翡翠、珠玑、蕃药不计其数，积载如山的盛况，还差得远。
原因就在于大宋的经济制度——“专榷”。
虽然广州从入宋之初就成立了市舶司，但是最初的贸易方式非常原始，市舶司和蕃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，其中的大宗商品，由市舶司尽数购入上缴朝廷。
广州市舶司用这种方式，经过多年努力之后，渐渐在常年里，能够给汴京输送价值七十万贯左右的货品。
最牛的一次是购得价值百万贯的乳香，那一年广州市舶司贸易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贯。
在岁入盈余只有六七百万贯的宋朝前朝，这就算是了不得的收益了。
然而这些东西对于地方发展来说毫无用处，因为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