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（106 / 116）
没有话就退堂了。吴凤藻当天就跟刑部浙江司与秋审处接头，果然如余撰的看法，认为唯有将抱告“咨解回浙”复审。
于是，由吴凤藻主稿，拟了一道都察院与刑部会衔的奏折，经两衙门的堂官判了行，第二天一早递上。军机大臣承旨，面奉两宫皇太后核可，奏折发回原衙门。到了下午，王廷南就接到批回了。
批回上写明的处置，果然是“咨解回浙”。所谓“解”是解送抱告王廷南，照例要由刑部咨请兵部派员解送，等于原告成了犯人。照刑部的说法，此举虽不合理，却有必要，因为千里迢迢，夜长梦多，抱告可能为被告所害，亦可能为人所诱不回原地，更可能中途遭受意外，总之王廷南如果无法回到浙江，或回浙江而不到巡抚衙门报到，都察院与刑部对这奉旨的“咨解回浙”四字，即无交代。
这一来詹善政一路供应委员、解差，就得多花好些钱，多受许多不便。于是仍由陈丹托朱智设法，具了一个保结，保证王廷南必在一定限期内“回浙报到”，派委员、解差之事才得作罢。
临行之前，陈丹与詹善政有过一番长谈，谈到杨乃武的案子，也谈到他自己。落第的陈丹，一方面不死心，一方面羞见故乡亲朋，决定捐一个主事在京候补，以便下一科再参与会试。詹善政当然赞成，因为杨乃武在浙江复审，如果不能获得平反，少不得还要到京里打官司，仍旧要仰仗陈丹照应，才有申冤之望。
自詹善政回到杭州以后，就不断有信到京。第一封信即让陈丹诧异不止。浙江巡抚杨昌濬居然不顾煌煌则例的明文规定，仍派原问官刘锡彤复审。
这样，第二封信报告些什么，就可想而知了。据说，情形比初审还要坏，杭州府复审时，传沈体仁夫妇到案，在陈鲁严词逼问之下，沈媒婆竟供称葛品莲身死发觉异样之后，曾经盘问小白菜，盘出下毒的情事，方始报官相验。这一番指证，对杨乃武、小白菜更为不利。
第三封信是八月初到的。詹善政说，杭州府仍照余杭县所报定案，官司很糟糕。亲属会商，决定由他的姐姐到巡抚臬司两衙门上控，结果落得“归案讯办”四个字。看样子浙江臬司蒯贺荪、巡抚杨昌濬都不会再亲提讯问，将来照杭州府所报，咨转刑部。因而决定，要作第二次的京控，重托陈丹，预为布置。
到了九月里，由“杨詹氏”具名所遣的抱告，杨家的账房姚士法，由詹善政陪着到京，安置了行李，立即到仁钱会馆跟陈丹见着了面。
“真是暗无天日！”詹善政垂着泪说，“臬台衙门有话传出来，这场官司无论如何打不赢，就算错了，也要错到底。陈先生，你说，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”
“你不要急！京里的说法不一样，这场官司无论如何要平反。就是你的话，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王法？有王法就不容他们猖狂！浙江由县到省，固然上下相维，官官相护，可是，京城里能说话的人到底太多！你放心好了！他们打算错到底，我们就跟他们周旋到底！”
心力交瘁的詹善政，得此鼓励，信心复生。而陈丹这一次不仅热心，且亦真正动了义愤，好在他捐班主事，制签正分发在刑部候补，办事找人，格外方便。第二天便在前门外正阳楼请了一桌客，朱智、余撰、吴凤藻等一班在京里很有办法的同乡都到了。詹善政当筵下跪，泣求申冤。举座动容，无不觉得平反此案，应该协力，是件义不容辞的事。
“真没有想到，杨石泉敢如此目无王法！”朱智提出他的看法，“这一案，演变至今，已非杨某人个人死生祸福所系，而是我们浙江以后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杨石泉所恃的奥援是左侯，左侯如今领兵西征，朝廷倚畀方隆。如果杨石泉以为朝廷会看左侯的面子，对他格外优容，那么以后生杀予夺，如取如携，我们浙江人哪里还有好日子过？所以这一案到现在非争不可，非争回来不可！倘或争不回，不但杨石泉可以为所欲为，朝廷的威信亦有绝大的关系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多方面进行，一面打官司，一面动折子参他。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“动折子参他，为时尚早，”比较持重的吴凤藻说，“动折子一参，反倒把本案的分量减轻了！我们浙江人固然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，别人不以为然，只知道我们是在借题发挥，想攻倒杨石泉。以我说，反正这一案只要争回来，杨石泉以下，由臬司到余杭县都逃不脱责任，所以眼前不妨只对事，不对人。让大家知道，浙江有此冤狱，倘或不能平反，则人人自危，不知道哪一天‘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’。这样，清议关注，当政者就不能不重视，事情比较容易有转机。”
这番见解，十分通达，连朱智亦放弃了自己的看法。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就法言法，向哪个衙门去上控。
照邹观生的设计，打算仍旧向都察院投诉，余撰认为不甚合适。他的见解是，已向都察院上控，会同刑部奏准，发交原省复审，而结果仍然维持原判，就得再上层楼，向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申诉，方合逐步上控的道理。
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，说起来只有内阁与军机处，但并无直接统属关系，而且内阁与军机处，亦无承受军民呈诉的职掌。这样说来，唯有的一条路，就是叩阍。
“谈到叩阍，太难、太难！”余撰又说，“本朝除非皇上巡幸，有旨准百姓呈诉冤抑，否则就无从叩阍。而且犯跸惊驾，罪名很重！我看有个衙门，倒可以去闯一闯，闯这个衙门，亦就等于叩阍差不多！”
“是，”朱智问道，“步军统领衙门？”
“对！就是这个衙门。”余撰答说，“步军统领衙门，掌九门锁钥，周卫徼循，肃清京邑，是京师最高的治安机关。属下郎中的职掌‘勾检簿书，平决诤讼’，就能收受军民诉状。”
又有人指出，向步军统领衙门投诉，还有一样好处，即是直接奏上皇帝，那就等于叩阍了。当然，这也要有人帮忙。步军统领衙门上上下下都是旗人，不过要找路子也不难，尤其是身为小军机的朱智，从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、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，到郎中、员外、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“笔帖式”，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，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，必可办到。
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处的杂役，满洲话叫作“苏拉”的，陪着抱告姚士法，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。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，带到郎中熙庆那里，略微问一问情由，准了状子。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，熙庆告诉姚士法说：“这件案子，有人打过招呼，好办！明儿一早递了折子，我这儿就算没事了。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。托什么人，跟什么人接头就是了。”
姚士法四十多岁，以前足迹不出里门，熙庆那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说得极快，简直一句听不懂，只觉得京里的“老爷”很和气，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。
熙庆确是很帮忙，照朱智的要求，当天就办好奏稿，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，画了行立即抄缮，当天就递到了“内奏事处”。
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，虽然性好逸乐，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，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恶疾，精神极坏，但皇家的成法，不敢破坏，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身，在灯下看内奏事处用黄匣子递进来的奏折。
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，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子，一大片数目字，看得头昏眼花，不知所云。因此，步军统领衙门这件奏折，比较起来，易感兴趣。皇帝就像看“闲书”那样，轻轻松松地看完，而且情节缘由，记得相当清楚。
于是，在召见军机时，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，“浙江杨乃武的案子，是第二次京控了！”他说，“第一次发问浙江，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同样的人，审同样的案子，还能审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吗？”
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！恭王心里明白，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子，回护刘锡彤，而手段甚拙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照规矩办了。
这样想着，便即答道：“逆伦重案，自宜慎重，这一案还是交刑部切实议奏。”
“还要发回吗？” ↑返回顶部↑
于是，由吴凤藻主稿，拟了一道都察院与刑部会衔的奏折，经两衙门的堂官判了行，第二天一早递上。军机大臣承旨，面奉两宫皇太后核可，奏折发回原衙门。到了下午，王廷南就接到批回了。
批回上写明的处置，果然是“咨解回浙”。所谓“解”是解送抱告王廷南，照例要由刑部咨请兵部派员解送，等于原告成了犯人。照刑部的说法，此举虽不合理，却有必要，因为千里迢迢，夜长梦多，抱告可能为被告所害，亦可能为人所诱不回原地，更可能中途遭受意外，总之王廷南如果无法回到浙江，或回浙江而不到巡抚衙门报到，都察院与刑部对这奉旨的“咨解回浙”四字，即无交代。
这一来詹善政一路供应委员、解差，就得多花好些钱，多受许多不便。于是仍由陈丹托朱智设法，具了一个保结，保证王廷南必在一定限期内“回浙报到”，派委员、解差之事才得作罢。
临行之前，陈丹与詹善政有过一番长谈，谈到杨乃武的案子，也谈到他自己。落第的陈丹，一方面不死心，一方面羞见故乡亲朋，决定捐一个主事在京候补，以便下一科再参与会试。詹善政当然赞成，因为杨乃武在浙江复审，如果不能获得平反，少不得还要到京里打官司，仍旧要仰仗陈丹照应，才有申冤之望。
自詹善政回到杭州以后，就不断有信到京。第一封信即让陈丹诧异不止。浙江巡抚杨昌濬居然不顾煌煌则例的明文规定，仍派原问官刘锡彤复审。
这样，第二封信报告些什么，就可想而知了。据说，情形比初审还要坏，杭州府复审时，传沈体仁夫妇到案，在陈鲁严词逼问之下，沈媒婆竟供称葛品莲身死发觉异样之后，曾经盘问小白菜，盘出下毒的情事，方始报官相验。这一番指证，对杨乃武、小白菜更为不利。
第三封信是八月初到的。詹善政说，杭州府仍照余杭县所报定案，官司很糟糕。亲属会商，决定由他的姐姐到巡抚臬司两衙门上控，结果落得“归案讯办”四个字。看样子浙江臬司蒯贺荪、巡抚杨昌濬都不会再亲提讯问，将来照杭州府所报，咨转刑部。因而决定，要作第二次的京控，重托陈丹，预为布置。
到了九月里，由“杨詹氏”具名所遣的抱告，杨家的账房姚士法，由詹善政陪着到京，安置了行李，立即到仁钱会馆跟陈丹见着了面。
“真是暗无天日！”詹善政垂着泪说，“臬台衙门有话传出来，这场官司无论如何打不赢，就算错了，也要错到底。陈先生，你说，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”
“你不要急！京里的说法不一样，这场官司无论如何要平反。就是你的话，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王法？有王法就不容他们猖狂！浙江由县到省，固然上下相维，官官相护，可是，京城里能说话的人到底太多！你放心好了！他们打算错到底，我们就跟他们周旋到底！”
心力交瘁的詹善政，得此鼓励，信心复生。而陈丹这一次不仅热心，且亦真正动了义愤，好在他捐班主事，制签正分发在刑部候补，办事找人，格外方便。第二天便在前门外正阳楼请了一桌客，朱智、余撰、吴凤藻等一班在京里很有办法的同乡都到了。詹善政当筵下跪，泣求申冤。举座动容，无不觉得平反此案，应该协力，是件义不容辞的事。
“真没有想到，杨石泉敢如此目无王法！”朱智提出他的看法，“这一案，演变至今，已非杨某人个人死生祸福所系，而是我们浙江以后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杨石泉所恃的奥援是左侯，左侯如今领兵西征，朝廷倚畀方隆。如果杨石泉以为朝廷会看左侯的面子，对他格外优容，那么以后生杀予夺，如取如携，我们浙江人哪里还有好日子过？所以这一案到现在非争不可，非争回来不可！倘或争不回，不但杨石泉可以为所欲为，朝廷的威信亦有绝大的关系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多方面进行，一面打官司，一面动折子参他。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“动折子参他，为时尚早，”比较持重的吴凤藻说，“动折子一参，反倒把本案的分量减轻了！我们浙江人固然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，别人不以为然，只知道我们是在借题发挥，想攻倒杨石泉。以我说，反正这一案只要争回来，杨石泉以下，由臬司到余杭县都逃不脱责任，所以眼前不妨只对事，不对人。让大家知道，浙江有此冤狱，倘或不能平反，则人人自危，不知道哪一天‘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’。这样，清议关注，当政者就不能不重视，事情比较容易有转机。”
这番见解，十分通达，连朱智亦放弃了自己的看法。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就法言法，向哪个衙门去上控。
照邹观生的设计，打算仍旧向都察院投诉，余撰认为不甚合适。他的见解是，已向都察院上控，会同刑部奏准，发交原省复审，而结果仍然维持原判，就得再上层楼，向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申诉，方合逐步上控的道理。
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，说起来只有内阁与军机处，但并无直接统属关系，而且内阁与军机处，亦无承受军民呈诉的职掌。这样说来，唯有的一条路，就是叩阍。
“谈到叩阍，太难、太难！”余撰又说，“本朝除非皇上巡幸，有旨准百姓呈诉冤抑，否则就无从叩阍。而且犯跸惊驾，罪名很重！我看有个衙门，倒可以去闯一闯，闯这个衙门，亦就等于叩阍差不多！”
“是，”朱智问道，“步军统领衙门？”
“对！就是这个衙门。”余撰答说，“步军统领衙门，掌九门锁钥，周卫徼循，肃清京邑，是京师最高的治安机关。属下郎中的职掌‘勾检簿书，平决诤讼’，就能收受军民诉状。”
又有人指出，向步军统领衙门投诉，还有一样好处，即是直接奏上皇帝，那就等于叩阍了。当然，这也要有人帮忙。步军统领衙门上上下下都是旗人，不过要找路子也不难，尤其是身为小军机的朱智，从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、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，到郎中、员外、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“笔帖式”，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，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，必可办到。
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处的杂役，满洲话叫作“苏拉”的，陪着抱告姚士法，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。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，带到郎中熙庆那里，略微问一问情由，准了状子。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，熙庆告诉姚士法说：“这件案子，有人打过招呼，好办！明儿一早递了折子，我这儿就算没事了。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。托什么人，跟什么人接头就是了。”
姚士法四十多岁，以前足迹不出里门，熙庆那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说得极快，简直一句听不懂，只觉得京里的“老爷”很和气，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。
熙庆确是很帮忙，照朱智的要求，当天就办好奏稿，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，画了行立即抄缮，当天就递到了“内奏事处”。
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，虽然性好逸乐，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，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恶疾，精神极坏，但皇家的成法，不敢破坏，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身，在灯下看内奏事处用黄匣子递进来的奏折。
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，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子，一大片数目字，看得头昏眼花，不知所云。因此，步军统领衙门这件奏折，比较起来，易感兴趣。皇帝就像看“闲书”那样，轻轻松松地看完，而且情节缘由，记得相当清楚。
于是，在召见军机时，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，“浙江杨乃武的案子，是第二次京控了！”他说，“第一次发问浙江，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同样的人，审同样的案子，还能审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吗？”
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！恭王心里明白，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子，回护刘锡彤，而手段甚拙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照规矩办了。
这样想着，便即答道：“逆伦重案，自宜慎重，这一案还是交刑部切实议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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