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（113 / 116）
吴地保见钱眼开，尊他一声：“詹老爷！这是为啥？请你说明白了，我才敢收。”
“没事！钱老板服毒，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。”
“咦！不是说，要我去报案吗？”
“不要报，不要报。急病死，何必报官相验？”
“急病死的？不对吧！詹老爷，你话我不懂，而且——”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。
“你是说，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，要我来出头，是不是？”
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，否则会引起误会，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，有杨乃武前车之鉴，绝不可大意。于是他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钱老板的服毒，是为了难以做人——”
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，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。然后分析，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，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，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。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，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；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，理应帮帮钱家的忙。何况这样做法，不须担何责任，何乐不为？
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，终于将对方说动了。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，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，热心设谋，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，十分心感。一口答应，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，她愿代死去的长子，上堂作证。
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，但无人主持，一直搁在那里。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“按临”各府——省各州县已入学的“生员”，亦即秀才，照规矩说，应该在家用功苦读，为了考较文字优劣，有无进步，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，称为岁试。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，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，称为“按临”。其时，胡瑞澜正在海宁州、嘉兴府一带，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。
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，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。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，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，当夜暴疾而亡。因此便有许多议论，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，论这场冤狱的造成，他要负最大的责任，遽尔毙命，实在是报应。
除此以外，还有许多流言，传布得最广的是，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，求得一支签，是一首七绝：“荷花开处事方明，春叶春花最有情。观我观人观自在，金凤先到桂边生。”有人解释诗意，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，始有转机；六月里荷花开处，真相可以大白，八月里必有结果。
又有人说，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，一个很明显，最后那一句，明明道出“桂金”；另一个比较隐晦，“春叶春花最有情”，道是春来芳菲满眼，到处可以留情，暗写“春芳”二字。此案的凶手，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。
然而任何流言，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。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，因为左右为难，结果一死以求解脱。杭州的士绅，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！因为钱坦这一死，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，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，作了伪证。
钱坦如此，他人又如何？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，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，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！
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！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，决定在京里活动，请由刑部提审。
在京里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。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，与翁同龢同为帝师。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，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，确有枉曲之故。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，推他主持其事，顺理成章；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，亦自觉义不容辞，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。
在刑部，除了翁同龢以外，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。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，与翁同龢、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，公义私谊，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。
当然，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。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，认为官位较高，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，都不宜出面呈控。因为官位较高，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；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，更有假公济私之嫌。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。
在京里的浙江翰林，以两个杭州人为首，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，现任翰林院侍读；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，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。不过，这两个人列衔，又不是在最前面，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，这样安排，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，并非浙江的京官，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。
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，状子递到都察院，详叙种种疑义，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，绝无结果，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，才能有正确的结果。这样的诉讼，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，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，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，只看案情，便非出奏不可。
都察院的奏折，两宫太后看过，发交军机处核议。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，问他的意见如何。
“刑部提审，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。此例一开，以后怕要多事了。”
“前例总是有的。”恭王答说，“我亦主张驳，不过驳得掉、驳不掉要好好研究。驳下去，再顶上来，事情就难办了。”
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，驳下去，顶上来，就必得再驳，再驳再顶，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？宝鋆心想，如果刑部提审，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，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。
想停当了，便即答道：“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！不如钦派大员，随带司官，驰驿到浙江提审，比较妥当。”
“也好！先看看有谁可派？”
“是的。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。”
这一压下来，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。夏同善找翁同龢，要求他跟恭王进言，仍旧由刑部提审。翁同龢答应了。
事情很巧，就在这天中午，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，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，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。 ↑返回顶部↑
“没事！钱老板服毒，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。”
“咦！不是说，要我去报案吗？”
“不要报，不要报。急病死，何必报官相验？”
“急病死的？不对吧！詹老爷，你话我不懂，而且——”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。
“你是说，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，要我来出头，是不是？”
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，否则会引起误会，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，有杨乃武前车之鉴，绝不可大意。于是他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钱老板的服毒，是为了难以做人——”
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，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。然后分析，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，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，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。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，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；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，理应帮帮钱家的忙。何况这样做法，不须担何责任，何乐不为？
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，终于将对方说动了。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，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，热心设谋，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，十分心感。一口答应，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，她愿代死去的长子，上堂作证。
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，但无人主持，一直搁在那里。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“按临”各府——省各州县已入学的“生员”，亦即秀才，照规矩说，应该在家用功苦读，为了考较文字优劣，有无进步，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，称为岁试。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，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，称为“按临”。其时，胡瑞澜正在海宁州、嘉兴府一带，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。
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，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。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，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，当夜暴疾而亡。因此便有许多议论，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，论这场冤狱的造成，他要负最大的责任，遽尔毙命，实在是报应。
除此以外，还有许多流言，传布得最广的是，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，求得一支签，是一首七绝：“荷花开处事方明，春叶春花最有情。观我观人观自在，金凤先到桂边生。”有人解释诗意，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，始有转机；六月里荷花开处，真相可以大白，八月里必有结果。
又有人说，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，一个很明显，最后那一句，明明道出“桂金”；另一个比较隐晦，“春叶春花最有情”，道是春来芳菲满眼，到处可以留情，暗写“春芳”二字。此案的凶手，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。
然而任何流言，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。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，因为左右为难，结果一死以求解脱。杭州的士绅，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！因为钱坦这一死，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，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，作了伪证。
钱坦如此，他人又如何？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，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，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！
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！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，决定在京里活动，请由刑部提审。
在京里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。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，与翁同龢同为帝师。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，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，确有枉曲之故。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，推他主持其事，顺理成章；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，亦自觉义不容辞，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。
在刑部，除了翁同龢以外，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。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，与翁同龢、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，公义私谊，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。
当然，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。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，认为官位较高，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，都不宜出面呈控。因为官位较高，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；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，更有假公济私之嫌。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。
在京里的浙江翰林，以两个杭州人为首，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，现任翰林院侍读；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，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。不过，这两个人列衔，又不是在最前面，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，这样安排，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，并非浙江的京官，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。
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，状子递到都察院，详叙种种疑义，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，绝无结果，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，才能有正确的结果。这样的诉讼，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，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，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，只看案情，便非出奏不可。
都察院的奏折，两宫太后看过，发交军机处核议。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，问他的意见如何。
“刑部提审，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。此例一开，以后怕要多事了。”
“前例总是有的。”恭王答说，“我亦主张驳，不过驳得掉、驳不掉要好好研究。驳下去，再顶上来，事情就难办了。”
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，驳下去，顶上来，就必得再驳，再驳再顶，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？宝鋆心想，如果刑部提审，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，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。
想停当了，便即答道：“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！不如钦派大员，随带司官，驰驿到浙江提审，比较妥当。”
“也好！先看看有谁可派？”
“是的。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。”
这一压下来，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。夏同善找翁同龢，要求他跟恭王进言，仍旧由刑部提审。翁同龢答应了。
事情很巧，就在这天中午，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，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，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