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（114 / 116）
“刑部有个折子没有发下来。”翁同龢闲时提起。
“是，”恭王想了一下问，“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？”
“是。”
“刑部提审，似乎无前例可援。”
“回王爷的话，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。”
“那是谋反大逆。”
“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。”翁同龢又说，“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，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，传旨行刑。”
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恭王怀疑。
“有！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。”翁同龢说，“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的。王爷不信，我可以检档呈阅。”
“不用，不用！”恭王想了一下说，“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。你看，钦派大员到浙江，如何？”
“恐怕没有人肯去，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，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。”
“是何言欤？”恭王有些不高兴了。
“王爷，”翁同龢从容说道，“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。”
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，不能不自裁的经过。恭王听完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。
“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，钦派大员到了浙江，难免受人情的包围。如果公事公办，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，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，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，其中有关系的证人，势必遭受威胁，倘或不从，便会如何？可想而知。”
“啊，啊！”恭王深深点头，“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，是很容易的事。”
“正是！”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，放低了声音说，“冲龄之主，太后垂帘，是所谓‘孤儿寡妇’的局面，弱干强枝，尾大不掉，往往由此而起，征诸往史，斑斑可考。王爷身当重任，岂可不替朝廷立威？”
恭王恍然大悟，改容相谢，“叔平！”他说，“你真是社稷之臣。”
第二天上朝，恭王的态度一变，他跟宝鋆说，杨昌濬用心可恶，蓄意跟朝廷对抗。此人并无赫赫功勋，而且也只是一省的长官，尚且如此；然则曾建大功，节制数省的李鸿章、左宗棠又当如何？这番义正词严的话，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。
于是，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，下了一道上谕，第一段说：“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，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，胡瑞澜复讯未协，请解交刑部办理；当以提案解京，事涉纷扰，且恐案内人证，往返拖累，是以未准所请，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。”
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，只为了纷扰甚多，恐怕拖累无辜人证，是出于体恤之意，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。
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：“兹据都察院奏称：‘浙江绅士汪树屏等，遣抱联名呈控，恳请解交刑部审讯。’据呈内所叙各情，必须彻底根究，方足以成信谳，而释群疑。”
最后便是指示办法：“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，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，务得实情，期于毋枉毋纵。”而且特别提示，也就是警告：“至案内各犯，着杨昌濬派委委员，沿途小心押解，毋得稍有疏忽，至干咎戾。”
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。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，个个焦头烂额，愁眉不展，但看到这道上谕，为之心胸一畅，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。
可是，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——此人非别，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。因为第一，宝鋆早有嘱托，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；第二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。外省督抚，入息优厚，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，逢年过节，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，送上的红包，在夏天名为“冰敬”，在冬季则为“炭敬”。红包大小，因人而施，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，大致一二百两银子，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“炭敬”，比往年加了几倍，足足一千两。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煌煌上谕，虽不敢公然违抗，但可设法拖延，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。
因此，当原任主管文卷的“堂主事”，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，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，上堂请求画行时，桑春荣摆一摆手说：“先搁在那里，等开印了再说。”
大小衙门的规矩，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，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，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可以不办公事。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，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；但这是钦命要件，何可延搁？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。
桑春荣号白斋，绍祺称他：“白公！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！”
“为什么呢？”
“刑部复核此案，几次驳下去，都让浙江顶了回来，威信大损。如今既有上谕，正该及早发出。开印要一个月以后，这搁得太久了！上头如果查问，不好交代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“是，”恭王想了一下问，“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？”
“是。”
“刑部提审，似乎无前例可援。”
“回王爷的话，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。”
“那是谋反大逆。”
“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。”翁同龢又说，“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，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，传旨行刑。”
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恭王怀疑。
“有！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。”翁同龢说，“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的。王爷不信，我可以检档呈阅。”
“不用，不用！”恭王想了一下说，“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。你看，钦派大员到浙江，如何？”
“恐怕没有人肯去，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，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。”
“是何言欤？”恭王有些不高兴了。
“王爷，”翁同龢从容说道，“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。”
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，不能不自裁的经过。恭王听完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。
“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，钦派大员到了浙江，难免受人情的包围。如果公事公办，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，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，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，其中有关系的证人，势必遭受威胁，倘或不从，便会如何？可想而知。”
“啊，啊！”恭王深深点头，“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，是很容易的事。”
“正是！”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，放低了声音说，“冲龄之主，太后垂帘，是所谓‘孤儿寡妇’的局面，弱干强枝，尾大不掉，往往由此而起，征诸往史，斑斑可考。王爷身当重任，岂可不替朝廷立威？”
恭王恍然大悟，改容相谢，“叔平！”他说，“你真是社稷之臣。”
第二天上朝，恭王的态度一变，他跟宝鋆说，杨昌濬用心可恶，蓄意跟朝廷对抗。此人并无赫赫功勋，而且也只是一省的长官，尚且如此；然则曾建大功，节制数省的李鸿章、左宗棠又当如何？这番义正词严的话，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。
于是，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，下了一道上谕，第一段说：“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，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，胡瑞澜复讯未协，请解交刑部办理；当以提案解京，事涉纷扰，且恐案内人证，往返拖累，是以未准所请，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。”
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，只为了纷扰甚多，恐怕拖累无辜人证，是出于体恤之意，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。
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：“兹据都察院奏称：‘浙江绅士汪树屏等，遣抱联名呈控，恳请解交刑部审讯。’据呈内所叙各情，必须彻底根究，方足以成信谳，而释群疑。”
最后便是指示办法：“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，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，务得实情，期于毋枉毋纵。”而且特别提示，也就是警告：“至案内各犯，着杨昌濬派委委员，沿途小心押解，毋得稍有疏忽，至干咎戾。”
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。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，个个焦头烂额，愁眉不展，但看到这道上谕，为之心胸一畅，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。
可是，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——此人非别，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。因为第一，宝鋆早有嘱托，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；第二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。外省督抚，入息优厚，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，逢年过节，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，送上的红包，在夏天名为“冰敬”，在冬季则为“炭敬”。红包大小，因人而施，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，大致一二百两银子，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“炭敬”，比往年加了几倍，足足一千两。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煌煌上谕，虽不敢公然违抗，但可设法拖延，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。
因此，当原任主管文卷的“堂主事”，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，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，上堂请求画行时，桑春荣摆一摆手说：“先搁在那里，等开印了再说。”
大小衙门的规矩，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，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，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可以不办公事。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，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；但这是钦命要件，何可延搁？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。
桑春荣号白斋，绍祺称他：“白公！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！”
“为什么呢？”
“刑部复核此案，几次驳下去，都让浙江顶了回来，威信大损。如今既有上谕，正该及早发出。开印要一个月以后，这搁得太久了！上头如果查问，不好交代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