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（94 / 116）
“你老是问，在新科举人当中，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？”
“对！就是这话。”
“我想总有的。不过，要问过家姐才知道。”詹善政紧接着说，“有便如何？”
“开年是会试的年份，新科举人都要进京，有的已经走了，没有走的，元宵之前，一定动身。会试的举子，力量很大，他们到了京里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。”
“是，是！”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，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。
“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，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，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，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！”邹观生又说，“这件案子，浙江已经轰动，京里当然亦有所闻。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，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，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。这时候，情形就会有变化了！”说到这里，邹观生陶然举杯，显得颇为得意似的。
光是这副神态，对来访的客人，便是极大的安慰。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，杨恭治夹了一大块肉放在他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老先用点菜，压压酒。”
“这个变化有两种，不过结果是一样的。第一种，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——大到堂官，小到司官，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；第二种，有言官会出面说话。”邹观生紧接着说，“这件案子如果能翻，照我看，言官的关系很重要。”
“是！你老再说下去。”
“言官闻风言事，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，就可以上奏。不但如此，哪怕刑部奏准，维持原案，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。”
“噢。”詹善政不信似的问，“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？”
“当然有。”邹观生为他们解释，“言官有两种，一种是御史，就是大家都晓得的‘都老爷’；另外一种叫‘六科给事中’，照六部来分，职掌封驳——”
“慢慢！邹老先生，”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，“请你再说一遍，职掌什么？”
“职掌封驳。照规矩来说，皇帝的上谕，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，或者有错，就可以将原旨封还，请皇上再考虑，这叫封驳。”
“啊，啊！我懂了。你老的意思是说，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，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。是不是？”
“大致是这个意思。”邹观生说，“总之刑科给事中，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。”
不过话虽如此，一经明降上谕，再奏请收回成命，事情就比较吃力了。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，央请言官，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、六科给事中；或者有言责的翰林——翰林如兼“日讲起注官”，即可专折言事，名为言责，实为言权。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，肯出面来管这件事，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，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。
詹、杨二人，连连称是，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。不过，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，求人之外，亦须求己。在浙江来说，这一案事成定局，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。那是怎么个翻法呢？
“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。”詹善政说，“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。”
“‘告御状’是俗称，正式的名称叫作‘京控’。这是所谓‘越诉’，限制很严，倘或不照规定，徒劳跋涉，还耽误了事机，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。我拿《会典》给你们看。”
《大清会典》刑部这一部门，有很清楚的记载：“凡词讼惩其越诉。”下面的注解是：“军民陈告词讼，自下而上，先赴州县衙门具控，倘事款妨碍本官，不便控告，及审断不公，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，审过情节，开载明白，赴该上司衙门呈告，再有屈抑，方准来京呈诉。”
“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，就是说，浙江顶高的衙门，巡抚那里审下来，仍旧觉得冤枉，可以到京里控告。不过，也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‘令其出结，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，方与勘问；如未经在本籍具控，或现在审办未结，遽行来京诉告者，交部讯明，先治越诉之罪，仍将该犯解回本省，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。’这个条件，你们是有的。难的是第二个条件。”邹观生说到这里，沉吟不语，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。
“邹老先生，”杨恭治忍不住问，“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”
“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，如果京控的呈词，与原案核对，‘只小有异同，无关罪名轻重者’，就不再审理，翻控的还要治罪，非要‘与达部案情，迥不相符，而又事关重大者’，方能受理。”
“这个条件也是合的。”詹善政说，“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，其实没有，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。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。”
“你的话不错。不过，空言无法为凭，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，很值得研究。”
“是，是！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。”
“老先生，”杨恭治接着问，“京控准了，是不是部里重新审？”
“不一定，照《会典》的规定，有三个办法，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，二是发交督抚审办，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。这三个办法，请旨决定。”
谈到这里，听得有人敲门，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，胞侄、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，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。见此光景，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，相偕告辞。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，亦还有许多话，再三道谢，也再三重托，而且再三订约，不是年内，亦必在年初五以前，还要来访。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，一见投缘，满口地答应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
“对！就是这话。”
“我想总有的。不过，要问过家姐才知道。”詹善政紧接着说，“有便如何？”
“开年是会试的年份，新科举人都要进京，有的已经走了，没有走的，元宵之前，一定动身。会试的举子，力量很大，他们到了京里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。”
“是，是！”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，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。
“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，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，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，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！”邹观生又说，“这件案子，浙江已经轰动，京里当然亦有所闻。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，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，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。这时候，情形就会有变化了！”说到这里，邹观生陶然举杯，显得颇为得意似的。
光是这副神态，对来访的客人，便是极大的安慰。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，杨恭治夹了一大块肉放在他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老先用点菜，压压酒。”
“这个变化有两种，不过结果是一样的。第一种，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——大到堂官，小到司官，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；第二种，有言官会出面说话。”邹观生紧接着说，“这件案子如果能翻，照我看，言官的关系很重要。”
“是！你老再说下去。”
“言官闻风言事，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，就可以上奏。不但如此，哪怕刑部奏准，维持原案，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。”
“噢。”詹善政不信似的问，“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？”
“当然有。”邹观生为他们解释，“言官有两种，一种是御史，就是大家都晓得的‘都老爷’；另外一种叫‘六科给事中’，照六部来分，职掌封驳——”
“慢慢！邹老先生，”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，“请你再说一遍，职掌什么？”
“职掌封驳。照规矩来说，皇帝的上谕，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，或者有错，就可以将原旨封还，请皇上再考虑，这叫封驳。”
“啊，啊！我懂了。你老的意思是说，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，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。是不是？”
“大致是这个意思。”邹观生说，“总之刑科给事中，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。”
不过话虽如此，一经明降上谕，再奏请收回成命，事情就比较吃力了。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，央请言官，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、六科给事中；或者有言责的翰林——翰林如兼“日讲起注官”，即可专折言事，名为言责，实为言权。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，肯出面来管这件事，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，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。
詹、杨二人，连连称是，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。不过，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，求人之外，亦须求己。在浙江来说，这一案事成定局，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。那是怎么个翻法呢？
“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。”詹善政说，“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。”
“‘告御状’是俗称，正式的名称叫作‘京控’。这是所谓‘越诉’，限制很严，倘或不照规定，徒劳跋涉，还耽误了事机，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。我拿《会典》给你们看。”
《大清会典》刑部这一部门，有很清楚的记载：“凡词讼惩其越诉。”下面的注解是：“军民陈告词讼，自下而上，先赴州县衙门具控，倘事款妨碍本官，不便控告，及审断不公，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，审过情节，开载明白，赴该上司衙门呈告，再有屈抑，方准来京呈诉。”
“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，就是说，浙江顶高的衙门，巡抚那里审下来，仍旧觉得冤枉，可以到京里控告。不过，也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‘令其出结，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，方与勘问；如未经在本籍具控，或现在审办未结，遽行来京诉告者，交部讯明，先治越诉之罪，仍将该犯解回本省，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。’这个条件，你们是有的。难的是第二个条件。”邹观生说到这里，沉吟不语，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。
“邹老先生，”杨恭治忍不住问，“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”
“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，如果京控的呈词，与原案核对，‘只小有异同，无关罪名轻重者’，就不再审理，翻控的还要治罪，非要‘与达部案情，迥不相符，而又事关重大者’，方能受理。”
“这个条件也是合的。”詹善政说，“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，其实没有，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。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。”
“你的话不错。不过，空言无法为凭，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，很值得研究。”
“是，是！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。”
“老先生，”杨恭治接着问，“京控准了，是不是部里重新审？”
“不一定，照《会典》的规定，有三个办法，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，二是发交督抚审办，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。这三个办法，请旨决定。”
谈到这里，听得有人敲门，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，胞侄、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，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。见此光景，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，相偕告辞。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，亦还有许多话，再三道谢，也再三重托，而且再三订约，不是年内，亦必在年初五以前，还要来访。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，一见投缘，满口地答应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