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（95 / 116）
两人回到城里，大感兴奋。彼此都有一种感觉，杨大姐入狱的结果，不过在心理上得到安慰，于案子究有几许效益，却还看不出来；唯有跟邹观生的这一番深谈，倒确是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。这一遭遇，是个极好、极难得的机会，必得切切实实地把握住。
“恭治兄，”詹善政说，“想大姐是个女流，劳她抛头露面，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，我可是很难过。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，我们不可轻轻放过！”
“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”杨恭治说，“以我的意思，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，过年这几天跟老郑、邹老先生泡在一起，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。你看如何？”
“好！我赞成。”詹善政说，“不光是跟郑、邹两位泡，我们还要找路子，看进京会试的，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，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。”
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，然而非钱不行。这一，大正月里，登门拜访，少不得要带礼物，有求于人，则这份礼物，又非寻常酬酢，点到为止可比。
第二，新年家家有赌局，不是牌九，就是摇摊。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，甚至要特意输几文，作为应酬，这笔赌本，只能多带，不能少带。
第三，托进京的举子，代为申诉冤屈，当然要送程仪。如果家境过分清寒，盘费至今尚无着落，出手更得大方。助人成行去取富贵，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，受者感恩图报，自然格外出力。
这样一算，当务之急，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。詹善政自告奋勇，去走一趟，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。约定两天即回，而在这两天，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。
赶回杭州，已是“小年夜”了，不过总算不虚此行。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，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，总数五百两，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。
“我托人介绍，认识一个姓陈的。”杨恭治说，“他也认识乃武，谈起来很同情。此人进京，还差点路费，为数不多，大概三四十两银子。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，不敢先许人家。现在，你看怎么办。”
“姓陈的为人如何？”
“看来像很热心。”杨恭治说，“我听人说，此人笔底下很来得，今科必中。”
如果会试必中，就更值得结交，因为中了进士，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，都是京官，帮忙的日子正长。所以詹、杨二人，当天就带了节礼，冒昧登门，这是慕名拜访。
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，单名一个丹字，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，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，人入中年，家累极重。中举以后，自然有至亲好友，帮衬上京的盘缠，怎奈时运不济，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，亲友的帮款，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。眼看一年将尽，春闱日近，而上京的行装，尚未备办，心境自然不佳，哪里有心思来应酬生客？只看在四色节礼的分上，强打精神而已。
“听两位的口音是余杭？”
“是！”杨恭治答说，“家兄与陈先生同榜，我们余杭县，今年只中了家兄一个举人。”
“啊，啊！噢——”
陈丹的尾音拖得很长，声调也很怪，表情更为复杂，惊异之中，有着卑薄、厌恶之意。杨恭治与詹善政看在眼中，难过在心里。
不过，类似的遭遇，并非第一次，若是不相干的人可以视而不见，对陈丹，当然非做有力的解释不可。
“家兄是冤枉的！”杨恭治一个字、一个字毫不含糊地说，然后又指一指詹善政，“这位詹兄，跟家兄是郎舅，请他拿家兄的冤枉，向陈先生诉一诉。”
杨恭治这样做法，出于两个原因：第一，詹善政的口才比较好；第二，杨乃武有些许荡检逾行，以及为士林正人君子所齿冷的行为，以他做弟弟的身份，很不便说，而詹善政到底是外姓，比较不大碍口。
了解到这层意思，詹善政认为要“先说坏、后说好”，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，“杨乃武是我姐夫，虽然是至亲，我亦不能不批评他。乃武平时喜欢耍刀笔，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，可是替人费心费力，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。”他说，“至于这一案，决不敢瞒陈先生，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，事并不假，而且也有嫁娶之约——”
“慢慢，”已听出兴趣来的陈丹，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一个有夫之妇，一个有妇之夫，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？”
“所谓嫁娶之约，是纳葛毕氏为小妾，双方已有成议，等乃武发榜以后，如能侥幸，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，出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。说得难听些，是拿葛毕氏买进来，这一点，家姐也同意的。”
“嗯，嗯！”陈丹的脸色和缓了，“照此说来，似乎不必出此下策。”
“就这话啰！”詹善政立即接口，“发榜之后，陈先生知道的，种种应酬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还要打点进京会试，真恨不得一天能化做两天。请想，乃武哪里有工夫干此不急事务，何况是共谋杀人，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，密切联络，更不是在这种时候所宜做、所能做的事，其为冤枉，不言可知。”
“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，何以又完全相同呢？”
“‘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？’葛毕氏已经信口乱供了，乃武如果不肯承认，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，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下了！”
“这就是所谓‘锻炼成狱’。”陈丹说，“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。”
听完始末经过情形，陈丹的感想完全改变了。对于刘锡彤的颟顸，还觉得情有可原；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，草菅人命，痛恨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这也难怪，陈鲁住在杭州，专门与士林作对，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
“恭治兄，”詹善政说，“想大姐是个女流，劳她抛头露面，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，我可是很难过。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，我们不可轻轻放过！”
“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”杨恭治说，“以我的意思，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，过年这几天跟老郑、邹老先生泡在一起，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。你看如何？”
“好！我赞成。”詹善政说，“不光是跟郑、邹两位泡，我们还要找路子，看进京会试的，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，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。”
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，然而非钱不行。这一，大正月里，登门拜访，少不得要带礼物，有求于人，则这份礼物，又非寻常酬酢，点到为止可比。
第二，新年家家有赌局，不是牌九，就是摇摊。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，甚至要特意输几文，作为应酬，这笔赌本，只能多带，不能少带。
第三，托进京的举子，代为申诉冤屈，当然要送程仪。如果家境过分清寒，盘费至今尚无着落，出手更得大方。助人成行去取富贵，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，受者感恩图报，自然格外出力。
这样一算，当务之急，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。詹善政自告奋勇，去走一趟，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。约定两天即回，而在这两天，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。
赶回杭州，已是“小年夜”了，不过总算不虚此行。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，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，总数五百两，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。
“我托人介绍，认识一个姓陈的。”杨恭治说，“他也认识乃武，谈起来很同情。此人进京，还差点路费，为数不多，大概三四十两银子。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，不敢先许人家。现在，你看怎么办。”
“姓陈的为人如何？”
“看来像很热心。”杨恭治说，“我听人说，此人笔底下很来得，今科必中。”
如果会试必中，就更值得结交，因为中了进士，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，都是京官，帮忙的日子正长。所以詹、杨二人，当天就带了节礼，冒昧登门，这是慕名拜访。
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，单名一个丹字，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，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，人入中年，家累极重。中举以后，自然有至亲好友，帮衬上京的盘缠，怎奈时运不济，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，亲友的帮款，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。眼看一年将尽，春闱日近，而上京的行装，尚未备办，心境自然不佳，哪里有心思来应酬生客？只看在四色节礼的分上，强打精神而已。
“听两位的口音是余杭？”
“是！”杨恭治答说，“家兄与陈先生同榜，我们余杭县，今年只中了家兄一个举人。”
“啊，啊！噢——”
陈丹的尾音拖得很长，声调也很怪，表情更为复杂，惊异之中，有着卑薄、厌恶之意。杨恭治与詹善政看在眼中，难过在心里。
不过，类似的遭遇，并非第一次，若是不相干的人可以视而不见，对陈丹，当然非做有力的解释不可。
“家兄是冤枉的！”杨恭治一个字、一个字毫不含糊地说，然后又指一指詹善政，“这位詹兄，跟家兄是郎舅，请他拿家兄的冤枉，向陈先生诉一诉。”
杨恭治这样做法，出于两个原因：第一，詹善政的口才比较好；第二，杨乃武有些许荡检逾行，以及为士林正人君子所齿冷的行为，以他做弟弟的身份，很不便说，而詹善政到底是外姓，比较不大碍口。
了解到这层意思，詹善政认为要“先说坏、后说好”，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，“杨乃武是我姐夫，虽然是至亲，我亦不能不批评他。乃武平时喜欢耍刀笔，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，可是替人费心费力，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。”他说，“至于这一案，决不敢瞒陈先生，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，事并不假，而且也有嫁娶之约——”
“慢慢，”已听出兴趣来的陈丹，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一个有夫之妇，一个有妇之夫，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？”
“所谓嫁娶之约，是纳葛毕氏为小妾，双方已有成议，等乃武发榜以后，如能侥幸，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，出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。说得难听些，是拿葛毕氏买进来，这一点，家姐也同意的。”
“嗯，嗯！”陈丹的脸色和缓了，“照此说来，似乎不必出此下策。”
“就这话啰！”詹善政立即接口，“发榜之后，陈先生知道的，种种应酬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还要打点进京会试，真恨不得一天能化做两天。请想，乃武哪里有工夫干此不急事务，何况是共谋杀人，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，密切联络，更不是在这种时候所宜做、所能做的事，其为冤枉，不言可知。”
“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，何以又完全相同呢？”
“‘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？’葛毕氏已经信口乱供了，乃武如果不肯承认，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，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下了！”
“这就是所谓‘锻炼成狱’。”陈丹说，“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。”
听完始末经过情形，陈丹的感想完全改变了。对于刘锡彤的颟顸，还觉得情有可原；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，草菅人命，痛恨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这也难怪，陈鲁住在杭州，专门与士林作对，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