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（103 / 116）
“不要紧！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，生什么气？”
“这，门生就说。有人昌言：此案如成冤狱，则将来杀杨乃武者，不是刘知县，是宝中堂。”
“是何言欤？”宝鋆勃然变色，“莫非认定了我，一定会徇私枉法！”
“老师别生气。”金曰修说，“照我看，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，所以故意这么说，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。”
“我不管，我不管！”宝鋆大声说道，“我快八十了，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？不过，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，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。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。刘某枉法，我不会替他说话，但如秉公办理，并无错处，我难道亦不能说话？”
“当然，当然！如果是那样，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。”金曰修说，“此案刑部尚在研议，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。不过，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，门生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，我自然拿信交给你。”
得此保证，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，就算堵得很严了。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，十分欣慰，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，密密封固，附在家信里面，由民信局寄到杭州，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。
这下，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。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。三场试毕，四月十六出闱，自此而始，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，无所事事，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、看看同乡。但表面闲雅，内心不免烦闷，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，只怕要白辛苦一场；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，岂不可怪？他心里在想，倘或落第，因为盘缠有限，非买舟回乡不可。到那时杨家京控，无法照顾，似乎于心不安，因此，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，因为一中了，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，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。至于川资不敷，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，总有地方可以借贷。
四月十三发榜，名落孙山。正在懊丧不已之时，接到家报，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，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，说寄来的款子，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；倘或不中，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。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，杨家所借的款子，坚决不肯收回，“盛情深为可感”。
陈丹却很明白，杨家的慷慨，是一种酬谢之意，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——詹善政另有一封信，附同寄来，信很简单，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，只说京控之事，正在筹划，约莫端午前后，便可相见。
果然，端午前一天，詹善政到了，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，名叫王廷南。京控决定由“叶杨氏”出面，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。
“预备到哪个衙门告？”
“都察院。”詹善政答说。
“可以。”已经熟读《大清会典》的陈丹道，“‘官民冤抑陈诉’都察院应当受理。收状以后，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。”
“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，所以到都察院去告。”詹善政说，“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，一定肯帮忙的。”
“啊！”陈丹想起来了。掌京畿道监察御史，正是杭州人吴凤藻，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，曾经见过一次，“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，为人正派，能告到他手里，再好都没有。状子呢？”
“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！请陈先生过目。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。”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，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。
接状细读，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，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。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，按照规定，送交家属，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，代表具状京控。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，当然与浙江县、府、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。
杨乃武所说的“真相”是如此：当案发之初，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，上门索诈，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，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百两银子，此案即可不受牵累。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，断然拒绝。
阮得索诈不遂，转而向葛毕氏下手，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，毒死亲夫。他骗葛毕氏说：只要这样作供，便可脱罪。葛毕氏无知女流，信以为真，果然照此诬供。余杭县即据此串诬，将他逮捕到案，酷刑逼迫之下，唯有诬供。
这番情节，依照《会典》规定，足以翻案了。陈丹考虑了一下，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，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。
见了面，也看了京控的诉状，朱智点点头说：“果然如此，这一案当然要重审。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。”
“不敢，不敢！朱老爷请吩咐。”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。
“‘老爷’之称不敢当！”朱智问说，“这个状子是谁做的？”
“一位姓邹的老先生。本来是刑名师爷，现在在家养老。”
“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？”
“是的。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。”詹善政想了一下说，“譬如指明胞姐具状，就是邹先生的主意。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。”
“噢，这又是何道理呢？”
“邹先生说，妻子具状，当然比姐姐具状来得有力量，不过这要先轻后重，一步一步来。京控是第一步，京控一准，一定发回浙江更审。如能平反最好，倘或仍照原判，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，显得情词迫切，比较更容易动听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“这，门生就说。有人昌言：此案如成冤狱，则将来杀杨乃武者，不是刘知县，是宝中堂。”
“是何言欤？”宝鋆勃然变色，“莫非认定了我，一定会徇私枉法！”
“老师别生气。”金曰修说，“照我看，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，所以故意这么说，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。”
“我不管，我不管！”宝鋆大声说道，“我快八十了，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？不过，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，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。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。刘某枉法，我不会替他说话，但如秉公办理，并无错处，我难道亦不能说话？”
“当然，当然！如果是那样，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。”金曰修说，“此案刑部尚在研议，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。不过，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，门生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，我自然拿信交给你。”
得此保证，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，就算堵得很严了。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，十分欣慰，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，密密封固，附在家信里面，由民信局寄到杭州，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。
这下，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。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。三场试毕，四月十六出闱，自此而始，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，无所事事，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、看看同乡。但表面闲雅，内心不免烦闷，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，只怕要白辛苦一场；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，岂不可怪？他心里在想，倘或落第，因为盘缠有限，非买舟回乡不可。到那时杨家京控，无法照顾，似乎于心不安，因此，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，因为一中了，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，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。至于川资不敷，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，总有地方可以借贷。
四月十三发榜，名落孙山。正在懊丧不已之时，接到家报，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，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，说寄来的款子，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；倘或不中，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。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，杨家所借的款子，坚决不肯收回，“盛情深为可感”。
陈丹却很明白，杨家的慷慨，是一种酬谢之意，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——詹善政另有一封信，附同寄来，信很简单，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，只说京控之事，正在筹划，约莫端午前后，便可相见。
果然，端午前一天，詹善政到了，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，名叫王廷南。京控决定由“叶杨氏”出面，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。
“预备到哪个衙门告？”
“都察院。”詹善政答说。
“可以。”已经熟读《大清会典》的陈丹道，“‘官民冤抑陈诉’都察院应当受理。收状以后，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。”
“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，所以到都察院去告。”詹善政说，“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，一定肯帮忙的。”
“啊！”陈丹想起来了。掌京畿道监察御史，正是杭州人吴凤藻，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，曾经见过一次，“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，为人正派，能告到他手里，再好都没有。状子呢？”
“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！请陈先生过目。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。”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，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。
接状细读，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，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。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，按照规定，送交家属，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，代表具状京控。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，当然与浙江县、府、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。
杨乃武所说的“真相”是如此：当案发之初，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，上门索诈，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，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百两银子，此案即可不受牵累。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，断然拒绝。
阮得索诈不遂，转而向葛毕氏下手，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，毒死亲夫。他骗葛毕氏说：只要这样作供，便可脱罪。葛毕氏无知女流，信以为真，果然照此诬供。余杭县即据此串诬，将他逮捕到案，酷刑逼迫之下，唯有诬供。
这番情节，依照《会典》规定，足以翻案了。陈丹考虑了一下，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，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。
见了面，也看了京控的诉状，朱智点点头说：“果然如此，这一案当然要重审。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。”
“不敢，不敢！朱老爷请吩咐。”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。
“‘老爷’之称不敢当！”朱智问说，“这个状子是谁做的？”
“一位姓邹的老先生。本来是刑名师爷，现在在家养老。”
“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？”
“是的。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。”詹善政想了一下说，“譬如指明胞姐具状，就是邹先生的主意。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。”
“噢，这又是何道理呢？”
“邹先生说，妻子具状，当然比姐姐具状来得有力量，不过这要先轻后重，一步一步来。京控是第一步，京控一准，一定发回浙江更审。如能平反最好，倘或仍照原判，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，显得情词迫切，比较更容易动听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